曾经执掌清帝国海关48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使这个新机构始终维持廉洁高效的运转，并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国防改革也颇有贡献。他就如一个职业经理人一般，与东方封建王朝在特殊时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合伙人关系。
在外交观念上，赫德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政治家高度一致。他们厌恶成本高昂的大陆业务，喜欢借助贸易、宗教等柔性手段“感化”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鉴于英国本身拥有最大的海外贸易份额，伦敦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土耳其或中国这样的昔日帝国建立独占性存在，他们宁可使各国“利益均沾”，反正不列颠的商业-资本优势可以保证获得的利润最大。在这种观念驱动下，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兼职外事顾问，处心积虑避免其他大国彻底瓦解中国。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海关关舰“飞虎”号在台湾海面为灯塔运送补给时遭法国舰队扣留。后者致函赫德，称只有接到巴黎的命令才能将“飞虎”号送回。赫德担心战事蔓延会带来更糟的政治经济后果，当即致电金登干，要他以中间人身份和法方接洽，名为索还“飞虎”号，实则试探媾和的可能性。1885年1月，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总理兼外长茹费理会面，带去了由赫德草拟的五项谈判条件；2月底，赫德在北京说服总理衙门同意在赔款和越南问题上让步，金登干-茹费理会谈随之转为中法官方的正式接触。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长毕乐在巴黎草签停战协定；6月9日，双方又以该草约为基础正式签署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赫德的“业余外交”最著名的一项业绩。
有趣的是，赫德与驻华英国使节之间的关系颇为尴尬。1869-1882年任驻华公使的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相当不喜欢赫德，1876年《烟台条约》谈判期间，威妥玛三番两次以开战为要挟逼迫清方让步。赫德认定他的太极功夫比武力恫吓远为有效，主动出面斡旋，促成双方签约，私下却被威妥玛骂得狗血淋头。威妥玛的后任、老资格外交家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同样属于对华强硬派，对赫德不无微词。伦敦倒是对赫德的工作颇为欣赏，巴夏礼在1885年去世后，英国外交部发表了由赫德继任公使的任命。后者考虑了两个月，最终拒绝了这项美差，他私下告诉好友、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自己和中国政府关联太深，一旦成为公使，任何决定都会被英国舆论攻击为软弱，落得个吃力不讨好；况且海关内资历、才干仅次于他的德璀琳是个德国人，一旦他本人离开海关，这个独立王国就会被德国人占据，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然而，事情在甲午战争后起了变化。1896年赫德在为清政府洽谈英德两国银行的1600万英镑借款（为挽救对日赔款后濒临崩溃的财政）时，注意到法俄等国代表远不似十年前来得客气。这其实上是席卷全球的新帝国主义扩张潮的缩影：欧美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把工业生产而不是贸易当作经济增长的基石，对独占性原料产地和市场的需求急剧上升。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获得旅大；英国也强租威海卫和新界。
赫德注意到港英当局关闭了他设在新界的税关，意识到伦敦也卷进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为担忧。这种新趋势显然不符合他本人笃信的1850年代外交思维，为了加以，赫德把自己的担忧告知了江海关税务司何璧理（Alfred. Hippisley），后者在前往美国度假时，把赫德恢复“利益均沾”原则、反对的意见传达给了密友柔克义（W. W. Rockhill，后曾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当时是美国驻塞尔维亚公使，国务卿海约翰对他信赖有加，在柔克义提议下，海约翰于1899年发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列强保持中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稳定，避免因瓜分中国发生直接对抗。 “门户开放”作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外交的指导大纲，在后来的历史中作用突出。这可以说是赫德“业余外交”结下的意外果实。
1854年以来，赫德始终长居中国，只有在1866年和1878年两次归国省亲。不过进入1907年，他的日子变得相当难过：多年助手和密友金登干病逝，正在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则打算收回关税管理权。赫德本人多年来饱受背痛和关节问题困扰，与子女关系也不睦。这年冬天，这个72岁的老人上书朝廷要求“请长假”，获得了批准。1908年4月13日，赫德乘火车离京，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上午7时，鹭宾赫德走了。”他再也没能回国销假，于1911年9月20日病逝在白金汉郡家中。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轰然崩塌。江海关为纪念他们的领袖，在1914年为赫德打造了那尊著名的铜像，这个低头含胸的英国人在九江路继续“站”到1942年，被对英宣战的日军拆毁熔化。它在中国只存在了28年，比现实中的赫德还要短。
+ There are no comments
Add yours